1.商鞅的资料

2.商鞅变法之后百姓有什么好处?

3.朱元璋和雍正在反腐上都放大招，谁更牛

商鞅的资料

商鞅（约前390年—前338年），卫国（今河南安阳市内黄梁庄镇一带）人，汉族。战国时期政治家，思想家，著名法家代表人物。卫国国君的后裔，公孙氏，故称为卫鞅，又称公孙鞅，后封于商，后人称之商鞅。应秦孝公求贤令入秦，说服秦孝公变法图强。孝公后，被贵族诬害，车裂而。在位执政十九年，秦国大治，史称商鞅变法。

商鞅“少好刑名之学”，专研以法治国，受李悝、吴起等人的影响很大。后为魏国宰相公叔痤家臣，公叔痤病重时对魏惠王说：“公孙鞅年少有奇才，可任用为相。”又对惠王说“王既不用公孙鞅，必杀之，勿令出境。”公叔痤后，商鞅听说秦孝公雄才大略，便携同李悝的《法经》到秦国去。通过秦孝公近臣景监三见孝公，商鞅畅谈变法治国之策，孝公大喜。前359年任左庶长，开始变法，后升大良造。

周显王十三年（前356年）和十九年（前350年）先后两次实行变法，变法内容为“废井田、开阡陌，实行郡县制，奖励耕织和战斗，实行连坐之法”。这时太子犯法，商鞅曰：“法之不行，自上犯之。”，刑其太傅公子虔与老师公孙贾。秦孝公十六年（公元前346年），太傅公子虔复犯法，商鞅施以割鼻之刑。变法日久，秦民大悦。秦国道不拾遗，山无盗贼。前340年，率秦赵军败魏国公子昂将军，魏割河西之地与秦，将人民迁居至大梁，此时魏惠王大忿：“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。”商鞅因功封于商十五邑。

商君之法太过刻薄寡恩，设连坐之法，制定严厉的法律，增加肉刑、大辟，有凿顶、抽肋、镬烹之刑。秦国贵族多怨。赵良劝说商君积怨太深，宜“归十五都，灌园于鄙”、“不贪商、于之富，不宠秦国之教”，商鞅不听。前338年，秦孝公崩，惠文王嬴驷即位，公子虔告商鞅谋反，商鞅逃亡至边关，欲宿客舍，结果因未出示证件，店家害怕“连坐”不敢留宿，自是“作法自毙”；欲逃往魏国，魏人因商鞅曾背信攻破魏帅，亦不愿收留。后来商鞅回到商邑，发邑兵北出击郑国，秦国发兵讨之，杀鞅于郑国黾池，后被秦惠王处“车裂之刑”于彤，灭商君之族。

公元前359年，正当商鞅辅佐秦孝公酝酿变法时，旧贵族代表甘龙、杜挚起来反对变法。他们认为利不百不变法，功不十不易器。“法古无过，循礼无邪。”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：“前世不同教，何古之法?帝王不相复，何礼之循?”“治世不一道，便国不法古，故汤武不循礼而王，夏殷不易礼而亡。反古者不可非，而循礼者不足多。”从而主张“当时而立法，因事而制礼”(《商君书·更法篇》《史记·商君列传》)。这是以历史进化的思想驳斥了旧贵族所谓“法古”“循礼”的复古主张，为实行变法作了舆论准备。课本上“商鞅舌战图”插图，是当时这次大辩论的写照。

编辑本段商鞅变法

商鞅从公元前356年至前350年，大规模地推行过两次变法。商鞅第一次变法在公元前356年，而不是公元前359年，杨宽《战国史》185页有这样一段说明：“《史记秦本纪》说：秦孝公三年‘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……孝公善之。甘龙、杜挚等弗然，相与争之，卒用鞅法，百姓苦之。居三年，百姓便之，乃拜为左庶长。’据此，秦孝公三年已‘用鞅法’，六年因‘百姓便之’，提升卫鞅为左庶长。但是《史记商君列传》说：孝公‘以卫鞅为左庶长，卒定变法之令’。据此则下令变法，应在秦孝公六年（公元前356年）卫鞅任左庶长之后。两说相较，当以后说为是。《战国策秦策》一说：‘商君治秦，法令至行……孝公行之十八年，疾且不起，欲传商君，辞不受。’《韩非子和氏篇》又说：商君之法，‘孝公行之，主以尊安，国以富强，八年而薨，商君车裂于秦。’王先谦《集解》认为‘八’上脱‘十’字，是对的。从秦孝公六年（即公元前356年）卫鞅‘为左庶长，卒定变法之令’以后，到二十四年孝公去世，首尾19年，以整年来计，正是18年。”据此，商鞅第一次变法应在公元前356年。

公元前340年，卫鞅设计生擒魏将公子昂，大破魏军，迫使魏国交还过去夺走的西河地。魏惠王说：“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。”商鞅因此大功，受封于商（今陕西商县东南商洛镇）15个邑，号为商君。

公元前338年，秦孝公去世，太子即位，即秦惠王。公子虔等人告发商鞅“欲反”，秦惠王下令逮捕商鞅。商鞅逃亡至边关，欲宿客舍，客舍主人不知他是商君，见他未带凭证，告以商君之法，留宿无凭证的客人是要治罪的。商鞅想到魏国去，但魏国因他生擒公子昂，拒绝他入境。他回到自己的封邑，举兵抵抗，结果失败战亡，而后被下令车裂其尸。

公元前350年，商鞅又实行了第二次改革，改革的主要内容是：

一、废井田，开阡陌（阡陌就是田间的大路）。秦国把这些宽阔的阡陌铲平，也种上庄稼，还把以前作为划分疆界用的土堆、荒地、树林、沟地等，也开垦起来。谁开垦荒地，就归谁所有。土地可以买卖。

二、建立县的组织，把市镇和乡村合并起来，组织成县，由国家派官吏直接管理。这样，中央政权的权力更集中了。

三、迁都咸阳。为了便于向东发展，把国都从原来的栎阳迁移到渭河北面的咸阳（今陕西咸阳市东北）。

这样大规模的改革，当然要引起激烈的斗争。许多贵族、大臣都反对新法。有一次，秦国的太子犯了法。商鞅对秦孝公说：“国家的法令必须上下一律遵守。要是上头的人不能遵守，下面的人就不信任朝廷了。太子犯法，他的师傅应当受罚。”

结果，商鞅把太子的两个师傅公子虔和公孙贾都办了罪，一个割掉了鼻子，一个在脸上刺上字。这一来，一些贵族、大臣都不敢触犯新法了。

这样过了十年，秦国果然越来越富强，周天子打发使者送祭肉来给秦孝公，封他为“方伯”（一方诸侯的首领），中原的诸侯国也纷纷向秦国道贺。魏国不得不割让河西土地，把国都迁到大梁（今河南开封）。

编辑本段商鞅两次变法的主要内容

公元前356年第一次变法，主要有下列几点：

1．颁布法律，制定连坐法，轻罪用重刑。将李悝《法经》颁布实行，增加了连坐法。就是五家为伍，十家为什，互相告发，同罪连坐，告发“奸人”的与斩敌同赏，不告发的腰斩。一家藏“奸”，什、伍同罪连坐。客舍收留无官府凭证的旅客住宿，主人与“奸人”同罪。

2．奖励军功，建立二十等军功爵制。规定斩敌甲士首级一颗赏爵一级，田一顷，宅九亩，服劳役的“庶子”一人。爵位越高，相应的政治、经济特权越大。宗室、贵戚凡是没有军功的，不得列入宗室的属籍，不能享受贵族特权。

3．重农抑商，奖励耕织，特别奖励垦荒。规定：“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，复其身；事末利及怠而贫者，举以为收拏”（意思是尽力从事男耕女织的生产事业，生产粮食布帛多的，免除其本身的徭役；凡从事工商业和因不事生产而贫困破产的人，连同妻子、儿女没入官府为奴隶）。

4、强调“以法治国”要求国家官吏学法、明法，百姓学习法律者“以吏为师”。

5、改法为律。强调法律的普遍性，具有“范天下不一而归于一”的功能。

6、轻罪重罚，不赦不宥。主张凡是有罪者皆应受罚。

7、鼓励告奸

8、用法律手段剥夺旧贵族特权。如废除世卿世禄制度。规定除国君外的嫡系以外的宗室，没有军功就取消其贵族身份。

9、强化中央对地方的全面控制，剥夺旧贵族对地方政权的垄断权。

公元前350年第二次变法，主要有下列两点：

1．“开阡陌封疆”。破除过去每一亩田的小田界一阡陌和每一顷田的大田界一封疆，把原来的“百步为亩”，开拓为240步为一亩，重新设置“阡陌”和“封疆”。国家承认地主和自耕农的土地私有权，在法律上公开允许土地买卖。

2．普遍推行县制。在未设县的地方，把许多乡、邑，聚合并成县，共新建31县。设县令、县丞，由国君任免。

编辑本段商鞅的历史评价

由于独尊儒术的缘故，历史上对于使用暴力手段进行快速改革的商鞅的评价并不是很好。司马迁在《史记-商君列传》中，太史公曰：商君，其天资刻薄人也。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，挟持浮说，非其质矣。且所因由嬖臣，及得用，刑公子虔，欺魏将昂，不师赵良之言，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。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，与其人行事相类。卒受恶名於秦，有以也夫！后人又说：卫鞅入秦，景监是因。王道不用，霸术见亲。政必改革，礼岂因循。既欺魏将，亦怨秦人。如何作法，逆旅不宾！但是也有人肯定商鞅，比如王安石：自古驱民在信诚，一言为重百金轻。今人未可非商鞅，商鞅能令政必行。这是在肯定商鞅的治国方略。而资治通鉴中说：夫信者，人君之大宝也。国保于民，民保于信。非信无以使民，非民无以守国。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，霸者不欺四邻，善为国者不欺其民，善为家者不欺其亲。不善者反之：欺其邻国，欺其百姓，甚者欺其兄弟，欺其父子。上不信下，下不信上，上下离心，以至于败。所利不能药其所伤，所获不能补其所亡，岂不哀哉！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，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，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，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。此四君者，道非粹白，而商君尤称刻薄，又处战攻之世，天下趋于诈力，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，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！虽说商鞅刻薄，但也说明商鞅之诚信品质。在现代，尽管有少数不同声音，但大多数人承认商鞅是一个敢于触动旧势力、敢于改革的英雄。

编辑本段质疑司马迁对商鞅的评价

商鞅者，法之大家也。

司马迁，史学之第一人也。

然而司马迁对于商君的评价却令我颇有异议。

太史公言：“商君，其天资刻薄人也。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，挟持浮说，非其质矣。且所因由嬖臣，及得用，刑公子虔，欺魏将昂，不师赵良之言，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。余尝读商君《开塞》、《耕战》书，与其人行事相类。卒受恶名于秦，有以也夫！ ”

看各类史书的记载，商鞅变法中的一大重要举措就是严刑峻法。一人犯罪，百家诛连；天子犯法，罪同受。

商君，实乃刻薄人也。

司马迁指责商君的三大罪状：言辞浮夸，不是本性；靠太监推荐得势；滥用刑法，手段欺诈。

我却不以为然。

言辞浮夸，乃是商君试秦孝公的真意也。

商鞅初次以帝道说秦王，秦王听得打瞌睡。那时候只有五个人可以用上“帝”这个字。

何为帝道？五帝之仁德教化致于天子之位也。由此见秦王不信他这一套。

再次以王道说秦王，孝公以为善却不用。此其意也不在王道。

再次以霸道说秦王，秦王和他语数日不厌。由此见秦王的真意其实在称霸。

秦王以为帝王之道久远，他不能等待。“且贤君者，各及其身显名天下，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？”

秦王志在强国，使己身显霸，如秦穆公般流芳后世而已。

商鞅，实善窥君王意者。

司马迁以为商君靠太监引见，不光彩。我们后人却不能这样认为了。

郑和不是太监吗？司马迁自己难道不是吗？此等人皆名垂青史，何处不光彩？

且为国举贤，匹夫有责，何以独耻于阉人？

“卫人商鞅，以一番变法图强的宏论打动秦孝公，官拜左庶长，受命主持秦国的变法。

面对上上下下或怀疑，或观望，或反对的目光，商鞅为法树威，出手不凡。

南门徙木，赏赐及于奴隶，一举而取信于民；杀甘龙，责太子，法令如山，一杀而慑满朝权贵。

法行数年，国家大治，民风大变，人人勇于公战，怯于私斗。

秦国的羽翼丰满了。

而商鞅也因触犯权贵，结怨于太子，而给自己的未来埋下了危机。”

太监景监曾说：“商君乃无私之人。无私，于国则功无量，于己则害无穷。”

何也？

“不容人者不容于人”。

商鞅不容满朝权贵，又安能容于满朝权贵？

司马迁以为商鞅用刑太重，寡恩少义。数年间，因为商鞅之法而变成残废残疾之人几乎及一国之半。

然而，我有话要说。比起白起长平之战，一举活埋四十万俘军，这又算得了什么呢？

春秋战国无义战。那个时代，仁德这一词的分量，重于神灵；三皇五帝的仁政教化被推崇到了极至。而事实，那个时代，人的命，贱于草芥。

这是大时代的后幕。

司马迁，儒学之人也。

儒圣孔子曰：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虽令不行。”

儒家言论，以德治国。

而我以为，以德治国，莫若以法治国。

德，修养也。法，底线也。德，圣人也。法，平民也。

从古至今，圣人有几人屿？

孔子游说列国，终身不馁，此可谓圣人也。然天下尊之，而莫一国用之，何也？

乱世纷争，尧舜之德道已经不适于当世。历史已经由人治，德治渐渐向法治过渡了。

朱元璋时曾对他的孙子说：“吾治乱世，法不得不严；汝治平世，法当从缓。”

大明朝定下的严刑峻法，难道不比商鞅的峻法有过之而无不及吗？世乱则民必乱，非严刑峻法不可定。

后来的法家集大成者韩非讲道于秦始皇时，也特别的言明，臣民是靠不住的，妻儿是靠不住的。臣民，就算君王给他一百个好处，而只要给他一个损处，他仍然会怨恨你。妻儿都指望君王快点，他们当了太后和新君，便不再担心了。

只有法，而且要峻法，才是乱世真正的可靠。

只有法律，才是真的有利于君，也有利于民。

时代不同了，今日的我们，又怎能想象人命轻于草芥的世道？怎能想想战火硝烟中的列国角逐？

然而，所幸，事实胜于雄辩，历史说明一切。

如管仲，乐毅者，百世推崇，然观其利及国家后世，管仲不过使齐国富强不足百年，乐毅不过数年而已。

如商鞅者，历代贬低，司马迁不推，司马光斥之，然其利，及秦国百世乃至后世千年。

商君，刻薄寡恩人也。然而，我所敬畏，仰望的正是这样的商鞅。

商鞅，实法家之第一人也！

商鞅变法之后百姓有什么好处?

商鞅变法对百姓的影响有两个方面，坏的方面是限制越来越严，管的越来越多。比如说连坐制度、严刑峻法等。好的方面就是他让百姓富裕，百姓可以通过战争军功来获取爵位，完成从一介贫民到贵族的过渡。在历史上，商鞅还是一个较为正面的人物。

朱元璋和雍正在反腐上都放大招，谁更牛

朱元璋反贪腐

明朝建立以后，朱元璋发动并全程领导了史上最大最严的反腐肃贪运动。他以猛治国著称，大力打击贪污。他的“重典治国”思想不只为遏制官僚腐败。

朱元璋出身贫苦，是个孤儿，讨过饭，当过和尚，深知老百姓的疾苦，对贫苦百姓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怜悯，对贪官污吏则怀有异常强烈的刻骨仇恨。所以，朱元璋即位后，大批不法贪官被处，包括开国将领朱亮祖，女婿驸马都尉欧阳伦，其中甚至因为郭桓案、空印案杀数万名官员。

朱元璋为了加大反腐力度，设立了从朝廷到地方的监察机构，其组织之严，权力之大，都是前朝历代绝无仅有的。在中央朱元璋设立最高反腐机构都察院，将刑、检、法职能集于一身。不久又设置六科给事中，专事纠举弹劾六部中的贪官污吏。在地方上，除了有朝廷派遣的监察御史外，同时又在各省设按察司，掌监察之职；后来又设立“巡抚”制度，由朝廷派亲信重臣大臣到各地出巡，监察地方官吏。

朱元璋为了惩处贪官，不惜屡次砍掉成千上万官员的头颅，也不惜顶着官员们对他形成的巨大怨气。但这还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，朱元璋不仅敢于大批处决贪官，他还创造了无数的让人脊背发凉的残酷严刑。

严刑峻法严到什么程度？朱元璋规定了贪污60两以上的银子的属罪大恶极！60两拿到现在，也就是12000块钱。要把这个人处剥皮实草，这个官员要悬挂在公堂上，给后来者当作儆戒。每个县里头都有一个地方剥皮场所，叫皮场庙。

朱元璋在铁腕反腐的同时，还鼓励民间反腐。

朱元璋为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运动，非常重视发动百姓，鼓励百姓举报，他认为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，只要把百姓发动起来，贪官污吏就没地方藏身。

洪武十八年(1385年)，朱元璋向全国颁布了《大诰》，其中有一条新规定:今后布政司、府、州、县在职的官员，赋闲的官员，若胆敢“操纵词讼、教唆犯罪、陷害他人，勾结官府，危害州里”，当地贤良方正、豪杰之士可以将这些人抓起来，绑送京城(南京)。如有人胆敢中途拦截，则枭首示众。

朱元璋担心到南京申怨的老百姓见不到自己，特意在通政司的门口放置一块红牌，上面书写一行字:“凡是想向我报告却又不能进入宫殿者，取拿此牌，可以直接进入内府，各门守卫、官员不得阻拦”。

在此之前，在封建王朝几千年的历史中，都是官府随意抓捕、捆绑老百姓，而赋予百姓直接捉拿贪官污吏的权力，还真是前所未有，闻所未闻。

朱元璋在午门外设立“登闻鼓”，号召受冤的百姓们击鼓鸣冤。为了防止此行为虚设，同时命令一名御史每天在那里负责，但凡是民间有冤情，地方官员又不受理的百姓们，当事人可以击登闻鼓，并由在那里负责的御史带着上奏；为了让下级官吏有参政机会，朱元璋打破常规，规定不论朝廷官员品级、隶属均可参加早朝上殿言事，有隐情还可单独召见;朱元璋不仅允许民告官，还鼓励百姓越级告状;他甚至鼓励普通百姓把贪官直接绑赴京城治罪，各级官员如果胆敢“截访”，就治以诛灭家族的重罪于是，在朱元璋的反腐力度下，一群衣衫褴褛的百姓押解着贪官污吏行走在通往京城的道路上。

由于朱元璋的吏治严厉，在明初相当长一段时间，官员腐败的情况得到有效遏制。朱元璋开展雷厉风行的肃贪运动，历时之久、措施之严、手段之狠、刑罚之酷、之多，为几千年封建历史所罕见。

朱元璋还把很多他所处理的贪污、为非作歹这一些案件的案例编成了一本书叫《大诰》。这个《大诰》他要求各家各户都有一本，如果你家里藏了《大诰》，那么在审刑的时候可以罪减一等。

尽管朱元璋反贪决心大、力度猛、出奇招，使腐败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，也一度取得了“阶段性的成果”，但远未达到彻底清除腐败的根本目的。

再来说说雍正皇帝反贪腐

康熙驾崩，雍正接手政权时，国库空虚，原因是贪污腐化十分严重。

雍正在位时诛杀贪官不计其数，在追查贪官时，就是也不放过他，让他的子孙做穷人。雍正说：“这些人自知罪大恶极自身难保，就想一抵赖，借保住财产，让子孙后代享用，这万万不行。”故在他当政那段时期，贪污几乎灭绝，官场上下人人如履薄冰，清廉保身，成为历史上一大怪状之一。

雍正知道基层官员搞贪污主要有三招：

（1）靠上司包庇

（2）借钱粮充账

（3）花小费报销。

为此，雍正苦苦思索治理贪官污吏的对策，经过调研与反复思考，他终于想出了治理贪官的策略——《先堵退路，后算账模式》。

雍正成立了一个叫“会考府”的机构：会考府是一个独立的核查审计机关，成立于雍正元年正月十四日。它的任务，是稽查核实中央各部院的钱粮奏销。从此，各地方上缴税银或报销开支，各部院动用钱粮和报销经费，都要通过会考府会考（稽查核实），谁也做不了手脚。这样一来，部院长官无法贪污。既然部院长官无法贪污，地方官员想通过花一点好处费，就把自己上面的亏空全部赖掉，也就不可能了。

但是，肯定有不怕的，不信邪的，那就自作孽不可活了。具体办法有三种：一罢官，二索赔，三抄家。雍正自己的十二弟履郡王曾主管过内务府，在追索亏空时，还不出钱，只好将家中器物当街变卖。

雍正还规定：严禁任何人垫付或代赔。过去追赃时，常有下属和百姓代为清偿，而朝廷往往只要能收回银两，也就不管钱从何来。然而雍正不以为然。他说，即使下属州官、县官有富裕，也只能用来造福地方，怎么可以替贪官退赃？这样一来，就有些还不起钱的官员，对此，雍正的办法是抄家。

元年八月，雍正下令：亏空官员一经查出，一面严格搜查衙门，一面让贪官所在老家的官员，将其老家的家产查封，家人监控，追索已变卖的财物，杜绝其转移藏匿赃银的可能。赃官们的罪一经核实，就把他的家底抄个干净，连他们的亲戚、子弟的家也不放过。雍正下令：“丝毫看不得碍于情面，务必严加查处。把贪官追得水尽山穷，叫他子孙后代也做个穷人，方符合朕的本意。”

此令一下，全国一片抄家声，雍正也得了个“抄家皇帝”的封号。乱世用重典，为国家计，为社稷计，不如此不足以拨乱反正。没有雍正大刀阔斧的整顿吏治、肃清贪官、清理积欠，就不会有后来的乾隆盛世。

遇到了这种皇帝，贪官们真只有“路一条”了：因为依照人之常情，不过头点地。人一，再大的事也一了百了。但对不起，没完！我雍正不吃这一套，不管什么常情不常情，骂名不骂名。我要做的事，一定要做到位，谁也别想有侥幸心理！

在雍正时代，贪污犯们连“路一条”都没有。雍正的政策是：了也不放过他！雍正四年，广东道员李滨、福建道员陶范，均因贪污、受贿、亏空案被追查而畏罪自杀。雍正下令，找他们的子弟、家人算账。雍正说：“这些人自知罪大恶极自身难保，就想一抵赖，借保住财产，让子孙后代享用，这是万万不行的。”

雍正还有一招绝的：杀贪官不能只叫老百姓看，要叫当官的去看。雍正继位不久就发生山西亏空和科场舞弊两大案件。经审理，山西巡抚诺敏与下属官僚上下其手，内外勾结，致使山西库银亏空四百多万两；恩科主考官张廷璐泄漏考题、收受贿赂，营私舞弊，罪大恶极。雍正原本是要把诺敏腰斩、把张廷璐凌迟，经大臣谏劝，改为诺敏赐、张廷璐腰斩。

雍正下令：传旨给顺天府和京师各大衙门，让那里四品以上的官吏，在诺敏、张廷璐行刑时，不论是否沾亲带故，也不论是不是门生好友，统统都到西市去观刑。让所有的人都去给这两个墨吏送行，大有好处! 这就是杀贪官给官看。

雍正说：杀贪官一定要叫当官的去看，一人也不许不去，朕就是要让他们好好看看，看得心惊肉跳，看得筋骨酥软，看得魂消魄丧，看得梦魂不安!这样，以后他们的黑眼珠盯着白银子时，就会有所惊觉，就得掂量掂量，就不能把事情做得太绝，就得想法给自己留条后路!朕告诉你们，这些当官的，都自称是孔子和孟子的门徒，让他们见一见这血淋淋的场面，比他们关在房子里去读一百部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还管用得多呢!

牛逼吧！这才真是不一般的狠啊！但效果极其明显：这一系列政策，沉重地打击了贪官污吏，仅仅五年，大清国库储银就由康熙末年的八百万两增至五千万两。更重要的是，社会风气改变了。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说法，也许夸张了点，却是对雍正治理腐败的肯定。

雍正强力反贪腐，点多面广，措施犀利凌厉，而且深度深，起码在雍正朝，起到了良好的效果。